“三碳”目标给“三桶油”带来新的考题，成为油气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三碳”目标把一张考卷铺陈在油气企业面前：如何应对非化石能源占比的不断提升?如何应对新能源汽车的突飞猛进?如何在碳市场的极速发展中获取碳资产?如何在国际合作中加强话语权?回应“三碳”目标提出的四个难题，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更承载着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重大责任。

　　含绿量如何转化为含金量

　　在“三碳”目标中，有几项指标吸引着油气企业的目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3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较2020年增长六倍以上。

　　实际上，早在2023年初，国家能源局就发布《关于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其中指出，“到2025年，大力推动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积极扩大油气企业开发利用绿电规模”。

　　对于“三桶油”来说，将石油这样的“黑色”资源进行“绿色”开发，只是新能源融合的一个方面，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将“含绿量”转化为“含金量”。

　　换言之，以化石能源为主业的“三桶油”，能否以非化石能源盈利，是一个全新的考题。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新能源的高歌猛进，曾经的“油老大”正在向别的行业展现另一重身份：或者是风电、光伏赛道的“新玩家”，或者是底子深厚的氢能企业，甚至是绿电生产者。

　　“十三五”后期，“三桶油”便锚定能源转型方向，开启从传统油气业务向多元化能源布局的战略转型，为后续新能源发展按下启动键。

　　转型初期，油气企业以油区生产需求为核心，推出“自发自用、富余上网”双重模式，大规模推进分布式光伏网络建设。这一模式既保障了油田生产用电的稳定性，又实现了电力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新能源业务的规模化发展筑牢了根基。

　　业内人士指出，传统油气企业普遍采用“天然气过渡+新能源培育”的双轨策略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比如中国石油，是通过提升天然气产量占比来构建低碳基底，同步推进风能、光伏、地热资源开发等，形成多能互补体系。

　　中国海油则依托海洋区位优势，创新性构建海上风电—岸电系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协同模式，其980兆瓦岸电系统实现渤海油田年碳减排100万吨，彰显海洋工程与新能源融合的独特路径。

　　同时，“三桶油”的新能源业务布局呈现显著场景依赖性特征。中国石化依托炼化场景建成全球最大的加氢站网络(年产氢350万吨)，其绿氢炼化项目将电解水制氢成本降至23元/千克，初步突破绿氢经济性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分析，“三桶油”在绿色转型中都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布局，利于未来“含绿量”向“含金量”的转化。

　　如中国石油充分利用新能源补贴、“绿电交易”的政策红利，减少新能源设施建设的前期投入成本，提升新能源项目的收益。

　　中国石化作为目前全国绿氢产能最大的企业，虽然面对油价下跌库存资产贬值、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化工行业“内卷式”竞争激烈的复合式内外压力，但开拓了一条更为独特，更为新颖的道路作为破局手段，即着重于自身在能源行业的加工技术积淀，重点突破氢能开发利用技术与产业链优化升级。尽管现阶段回报不明显，但是长期仍旧具备独特的竞争力。

　　中国海油选择了不同于其他两家的策略，将高生产效率与低生产成本打造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为其渐进的绿色转型提供战略缓冲。不论是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澜号”，还是在自有陆岸终端和陆地井场因地制宜铺设分布式光伏，都体现了中国海油“逐步替代，小步快走”的渐进转型策略。

　　“十四五”以来，“三桶油”的新能源加速狂奔。中国海油相关专家杨云指出，在“双碳”背景下，能源行业面临严峻的降碳压力。我国电力市场、绿证市场和碳市场发展迅速，市场协同趋势日趋明显。“近年来，国内油气企业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不同程度地开展传统电力及新能源电力产业布局。综合能源企业既是电力消费者和碳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需求者，又是电力生产者和碳配额、CCER供应者。油气企业通过电—碳—证的系统管理措施降低减碳成本，对油气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方面，中国石油已经“点绿成金”，有了成功案例。

　　2024年，中国石油新增风光发电机规模达495.4万千瓦，甚至超越部分电力央企。2025年以来，中国石油集团已经完成不同阶段的新能源项目规模约12.5GW。新能源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从资源获取到项目落地，全链条呈现高效推进态势。

　　正因如此，中国石油正以绿电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电力交易市场，新能源成为其全新的利润增长极。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投资绿电直连项目。

　　过去，企业采购绿电需通过电网统购统销，中间环节多、成本高。绿电直连相当于为企业开通“绿电专线”，既降低用能成本，又能精准核算碳减排量，实现环保和经济双赢。塔里木油田响应国家绿电直连号召，探索通过直连线路向附近的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项目直供绿电，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更好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

　　该项目绿电直连全面落地后，可每年直供园区企业21亿千瓦时绿电，带动用电企业降低综合能耗36.7%，使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项目成为高比例绿电驱动的低碳乙烯生产基地，下游工业成品将完全符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准入标准，成为更具国际绿色竞争力的低碳产品，形成“光伏治沙—绿电生产—低碳制造”的生态经济循环链。塔里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经理、党委副书记梁玉磊表示：“绿电直连的创新探索，将为‘沙戈荒’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应用提供样本。”

　　怎样开拓“第二曲线”“第三曲线”

　　“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三碳”目标中的这一表述，同样绷紧了油气企业的弦。

　　当前，中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5年7月底，中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达1669.6万个，是2020年末的10倍。2025年1—7月，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超过40%。

　　此消彼长，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在2025年初判断，2024年是中国成品油消费的拐点，到2030年将有2万座加油站被淘汰。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境内汽油消费量分别同比下降4.2%和4.6%。

　　如今，在如此明确的政策指引下，如何顺应交通、消费和市场的变局，是“三桶油”亟待回答的问题。

　　随着不断强调国有企业开启“第二曲线”，“三条曲线”也成为不断提及的焦点。

　　以油气行业来说，“第一曲线”即传统化石能源业务;第二曲线即清洁与可再生能源业务，其本质是“能源替代”;“第三曲线”是综合能源服务与数字化创新业务，其核心是“服务与模式创新”。一个成功的现代能源企业，需要巩固第一曲线，大力发展第二曲线，积极探索第三曲线，最终实现从传统能源巨头向未来低碳能源和科技公司的华丽转身。

　　国际上，壳牌、道达尔能源、bp等油气巨头都已明确提出类似的战略框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也提出了“综合能源服务”作为其重要的新增长极。

　　随着汽油消费量减少，以充电站为代表的加能站越来越多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两桶油”在本世纪初就对充电站开始布局，但发力较晚。

　　2021年4月，中国石化宣布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5000座充换电站。到2024年底，其充换电站累计已超万座，充电终端累计近10万个。2025年上半年，其充电业务服务费约5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根据2024年的ESG报告，中国石油累计建成充换电站3803座，较上年增长312%。

　　但对于“两桶油”而言，目前的充电桩业务收入不过是九牛一毛，它们在充换电领域的优势并不明显。

　　专家认为，未来在充电市场，企业只挣充电服务的钱是没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将逐步通过虚拟电厂、数据增值服务、无人物流充电等新应用场景，来提升盈利表现。

　　“第三曲线”昭然若揭。

　　在国外，英国最大电力供应商章鱼能源(OctopusEnergy)已经与比亚迪和充电设备公司Zaptec合作，通过章鱼能源的平台，具备V2G能力的电动车可以与电网交互，综合市场电价、充放电能力等因素来寻找最优的充放电方案，帮助用户节省电费。

　　国家能源局则今年将上海、常州、合肥等9个城市和30个项目列入首批V2G规模化应用试点。

　　8月5日，中国石化在江苏电力交易平台成功完成虚拟电厂资质注册，这张电力核心交易圈的“入场券”，标志着这家传统能源巨头正变身为参与电网调节、辅助服务、现货交易的“资源聚合商”。

　　“我们可以把虚拟电厂理解为一个打车或者团购软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介绍说。虚拟电厂本身不直接发电，但能像一个总指挥一样，把很多分散的小型能源整合在一起，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像一个“看不见”的电厂。这种动态平衡能力，恰好解决了当前电力系统面临的风电光伏的间歇性给电网稳定带来挑战，以及逐年攀升的尖峰负荷迫使电网投入巨额成本建设备用机组两大痛点问题。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虚拟电厂推动了能源生产消费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随着今年中国虚拟电厂发展驶入快车道，中国石化率先在销售板块开辟虚拟电厂赛道。江苏石油完成虚拟电厂资质注册，成为销售企业首家获得准入资格的主体。2025年上半年，该公司代理用户电量超4700万千瓦时，交易收益突破百万元;参与“五一”期间全省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日均调节负荷达1720千瓦。

　　江苏石油天然气业务部(新能源业务部、电能业务中心)经理汪海表示，发展虚拟电厂业务是江苏石油坚决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和销售公司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战略部署的重要步骤。“我们的目标是以取得江苏省虚拟电厂资质为新起点，坚定不移做大做优电力市场化交易与负荷聚合新业务，以充电业务为基础，积极构建涵盖‘充电运营、智能配电、负荷聚合、电网互动’的电能业务价值链，为公司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培育新的增长引擎。”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安徽石油在车网互动(V2G)领域的突破：国内首个基于“5G+量子”虚拟电厂的车网互动规模化实测在合肥政务中心充电站成功完成，单日总放电量超1000千瓦时，单枪最大放电功率达60千瓦。这意味着电动汽车不再是单纯的电能消耗者，而是成为移动储能单元，在电价高峰时段向电网反向送电获取收益。

　　可以说，中国石化的虚拟电厂实践，本质上是对电能生产—消费全周期价值链的深度挖掘。通过“电力交易+充电服务+负荷聚合+辅助服务”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企业实现了从单纯服务提供商向能源生态运营商的跃迁。

　　碳资产如何形成价值创造

　　业内人士注意到，在“三碳”目标中，碳市场被重点提及。表述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毫无疑问，下一步，碳市场将会在政策引领下强势发展。如何把碳负担转化为碳资产，高排放行业如何利用碳市场、自愿减排等手段获利，是企业发展的一大转折。

　　对于油气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命题。

　　一方面，在于我国碳市场形成较晚，很多行业还未纳入强制减排，自愿减排也不成熟;另一方面，在于油气企业以往更习惯于“埋头找油”，在这一方面的布局和人才都不足。

　　“在中国，油气田企业属于非控排企业，可通过清洁能源使用等自愿减排方式获得碳信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进而形成碳资产。开发碳资产既能有效促进油气田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又能推动油气田企业节能减排项目效益提升。”中国石油财务部相关专家王晓平说。

　　中国油气企业初涉碳资产、碳交易、碳市场等业务，取得了一定进展。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并启动上线交易，中国石油设立了上游业务碳资产开发技术支持中心，成功开发了南八天然气处理厂、北1-2天然气处理厂等项目;成立了中国石油温室气体核查核算中心，不断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提高碳排放数据质量;制定详细完善的碳交易履约方案，构建国际国内一体化碳资产池。

　　然而，油气田企业生产工艺较为复杂，涉及节能减排领域较多，开展自愿减排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市场碳交易程度较低，碳资产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开发工作规划性不足等因素制约碳资产管理水平提升。

　　“当前，中国大多数油气田企业尚未被列入重点排放单位目录。对碳资产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于开发设计统筹性不足。”王晓平举例说。部分油气田企业开展低碳油田建设时，往往只开展了总体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尚未按照节能减排类型编制分项方案，导致项目边界不清晰因而无法进行碳资产开发。以某油气站场清洁替代为例，拟采用工艺改造降低热负荷和地热利用等节能减排措施，不同减排类型的项目边界不宜划分，且减排效果不能准确计量，难以满足自愿减排方法学监测和计量要求，加大了碳资产开发难度。

　　现阶段，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自愿减排领域项目较少，参与程度不高，但近年来已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趋势，未来势必对中国减排项目参与国际自愿减排市场带来冲击。但现阶段中国油气田企业减排项目所涉及的自愿减排机制市场规模还不够大，随着节能减排项目的广泛实施，减排量规模将快速增长，竞争将日趋激烈。因此，“碳资产开发参与国际市场的窗口期将逐步缩短，紧迫性日益增强，加快碳资产开发已迫在眉睫。”王晓平说。

　　去年9月，中国海油通过40万吨/年煅后焦工程余热利用热电联产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经北京绿色交易所完成了79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这笔核证资源减排量用于下属重点排放单位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有效助力降本增效。

　　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三个批次的CCER方法学。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纯农林生物质并网发电、热电联产》等4项方法学(征求意见稿)，标志着CCER覆盖范围的再次扩容。

　　业内关注点在于，此次新增的4项方法学中，有3项聚焦油气田伴生气回收利用，且分别对应不同场景，如海上油田伴生气回收利用方法学适用于海上油田开采过程中的伴生气回收项目，直接覆盖所有海上油田相关减排行动;陆上气田试气放喷气回收利用方法学针对陆上气田试气阶段的放喷气回收，适用于常规天然气井、页岩气井和致密气井的放喷阶段。

　　据统计，我国每年油气田放空天然气量高达101亿立方米，相当于北京市全年用气量的两倍。伴生气处理陷入了“放空污染环境、回收缺乏经济性”的双重困境，成为油气田开采过程中亟待破解的艰巨任务。

　　近年来，国内油气企业已通过技术创新探索出有效解决方案。比如，长庆油田采油十二厂通过优化集气工艺、应用VOCs回收利用等新技术，实现了伴生气100%回收利用，大幅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再比如，中国海油惠州32-5平台则通过海上膜脱碳示范工程，平均每年回收伴生气约72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万吨，相当于植树14万棵，成功实现火炬零放空。

　　此次CCER扩容，有助于油气企业在技术突破之外，以政策支持实现环境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不过，油气田要通过CCER实现伴生气收益变现，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坦承，以往针对造林碳汇自愿减排方法学在实际应用中，自愿减排造林碳汇方法学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林权权属要求与我国多样化林权权属形式不匹配、碳层划分、监测方法过于复杂等问题，影响了方法学的可操作性，并存在监管盲点，增加了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目前，相关部门已系统梳理实践中的问题，形成了问题清单，组织专业团队开展造林碳汇方法学修订工作。

　　“我们需要认识到，方法学的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发现问题是推进方法学优化的必然阶段。这也标志着我国自愿碳市场方法学管理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和完善。”张昕说。

　　怎样从“能源合作”到“全球治理”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专家柴麒敏表示，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将催生巨量绿色投资与就业新空间，并更好降低全球转型成本。

　　当前新一轮科技、能源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加速突破期，中国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优势逐步显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增长点。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实施将进一步重塑产业格局，持续释放政策、市场和技术创新活力，进一步催生绿色低碳新技术新经济。“未来十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将超30万亿元，并将进一步带动更高质量的绿色投资和消费，创造数百万高质量就业岗位，使绿色低碳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实现更普惠的绿色社会效益。”柴麒敏说。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据他预测，到203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是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3—4倍，这将极大地推动全球汽车制造业和道路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动力电池、智能充电等核心技术加快部署。

　　因此，中国“三碳”目标的提出，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也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而是要以绿色转型的中国实践带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个大趋势下，能源企业如何融入其中?

　　在今年的天津“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以及科技创新、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大合作中心，并在未来5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一道实施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

　　这一倡议的提出无疑向世界传递出明确信号：中国将同上合组织国家一道，加快推动能源转型，实现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

　　截至2024年底，上合组织国家已安装可再生能源容量已经超过23亿千瓦，约占世界总容量的一半。同年，该组织成员国贡献了全球所有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72%的惊人数字。

　　一些业内人士甚至认为，中亚地区或是“绿电人民币”崛起关键：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绿色电力贸易有朝一日可能与石油美元相抗衡，这将在全球净零排放的能源体系中巩固人民币的地位。

　　作为能源企业，“三桶油”正在尝试将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模式应用于海外市场。

　　2024年7月，中国石油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福利基金股份公司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400兆瓦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框架协议，将在中国石油(哈萨克斯坦)PK公司所属油田地块布局实施400兆瓦风电项目。

　　在非洲，中国石油在尼贝管道项目，部分站场试点采用“光伏+储能+备用柴油发电机”系统供电，光伏装机总容量为9.28兆瓦;中国石油乍得公司计划在远离城镇和油区的喀米管道末站实现“光—储—柴”孤网供电系统，拟实现光伏发电、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和现有柴油发电补充的调配，项目拟于2026年投产，计划每年光伏发电量约1184千瓦时。

　　“三桶油”部署新能源的地区和合作对象涉及中亚、中东、非洲，这三个地区不仅油气资源丰富，而且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近年来也在寻求绿色低碳转型。立志打造为“中国第一氢能公司”的中国石化另辟蹊径。2024年，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与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主要包括共同探索、开发、建设、管理和运营绿色氢能、绿色合成氨等项目，区域上将覆盖中东、北非、中亚、东南亚等。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已经达成了“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共识。在专家看来，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步入“深水区”，而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大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全力完成自身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向全球各国提供了大量绿色产品和低碳技术。这对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尤其是面临资金和技术双重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

　　这也是中国“三碳”目标中力推非化石能源、碳市场建设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冯永晟强调，全国碳市场加强与国外碳市场和信用机制对接，将会增强我国参与全球碳治理的能力。“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碳信用机制在推动气候资金跨国流动方面有重要作用，我国碳市场与之对接，能让更多国际碳资产在我国碳市场进行交易并以人民币结算，也将有利于带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推动技术、方法、标准、数据的国际互认，我国在全球碳定价中将拥有更多话语权，进而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完善。”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2060年，回望今日的抉择与突破，或许会有这样记载：中国用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同行，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能够共生。

　　责任编辑：石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