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化围城”到“城围石化”，城市炼厂持续探索与城共存的发展道路。

 

　　不论是大连石化等城市炼厂的搬迁，还是那些继续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炼厂，一直在探索与城共存之道。

　　道路，不止一条。

　　“城围石化”的窘境

　　“城市型炼厂又称城市炼厂，是指位于城区或城市周边，但处于当地政府规划的工业园区之外的炼化企业，它们建厂之初大都位于城市边缘地带或者远离城区，但随着城市体量的快速膨胀逐渐被城市包围。”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简称“石科院”)院长李明丰介绍说。

　　城市炼厂的生存问题，由来已久。

　　十年前，高桥石化就曾触动“搬迁”话题。追根溯源，高桥石化这个浦东的原住民，在高桥镇的一片农田上建厂。这个产能达1200万吨/年的炼油厂成为上世纪80年代浦东的骄傲。当浦东的画像从农田到炼油厂再发展到金融区时，毗邻黄浦江的传统炼油厂与现代金融中心的角色冲撞显而易见。于是，“搬迁”“退场”的命运逼近了高桥石化。

　　在高桥石化被推上风口浪尖时，中国石化原新闻发言人吕大鹏曾表示，从大型石化基地的历史演变来看，它们最初都远离城市，设在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石化基地逐渐被城市包围。这不是“石化围城”，而是“城围石化”。

　　高桥石化的命运，不是个案。

　　据综合梳理，近十年来，仅国有炼化企业就有包括青岛石化、青岛炼化、济南炼油厂、金陵石化、高桥石化、广州石化、长庆石化、湖南石化、安庆石化、兰州石化、哈尔滨石化、锦州石化等，多少被“搬迁”这个话题所波及。

　　1971年筹建的济南炼油厂，位于济南东部雪山片区。很多年前，那里只有工厂，没有居民小区。

　　1974年，安庆石化建厂时，第一代创业者拉开“万人会战”的序幕，在安庆市西北郊“九里十八湾”那片荒野、山头和水塘所在之处建起一座石化城，结束了安徽省没有石油化工业的历史。

　　长庆石化成立时，陕西省咸阳市东郊化工工业园周围是荒芜人烟的盐碱地。

　　另外，锦州石化建厂时在远离城区的城市西北角;兰州石化、乌鲁木齐石化在西北黄沙飞舞的大漠戈壁荒滩建起厂区;锦西石化也是在一片荒地之上拔地而起……

　　一位石化企业人士表示，许多石化厂建厂时在荒山野外，建设者们非常辛苦，肩挑背扛、风餐露宿。当企业发展起来后，周边陆续规划了一个个住宅区，居民们提出企业可能带来安全环保方面的问题。企业感到非常被动。

　　无可否认，作为一名合格的城市“居民”，城市炼厂首先要在安全环保大考中交上合格答卷。然而，在这个安全环保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时代，“城围石化”也确实给城市炼厂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一方面，压力来自公众和附近居民。

　　一些企业表示，厂区处在与居民区一墙之隔、一院之隔、一街之隔的地方，居民很容易通过看冒烟、闻味道甚至拿望远镜观察，感知企业的环保和排放，甚至不明来源的排放也总怀疑到企业。

　　另一方面，对处于高楼林立、居民密集的城市炼厂而言，政府的“近限远迁”令要求企业留在城市中就要被限制规模，搬离城市可以扩能，无异于发展的天花板。

　　例如，根据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规划要求，按照“近限远迁”政策，新区内的黄岛石化区企业在十来年内没有新建一个增加和扩大产能的生产项目。同样在山东，具备500万吨/年原油综合加工配套能力的济南炼化，多年来体量未有大的突破。因为随着济南城区的不断扩展，原本位于郊区的炼油厂被住宅小区团团包围、周边大中小学校园俱全，没有多少扩展的空间。

　　另外，位于广州黄浦区的广州石化在近20年内一直保持1320万吨/年的原油加工规模;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的长江沿岸炼化企业金陵石化，近年也基本保持1800万吨/年的原油加工量……

　　城市炼厂的命运

　　2014年，《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简称《方案》)获得国务院同意，提出重点建设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其中，对炼化企业选址布局的要求之一是：优先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离人口密集区远且环保要求高的地区。

　　按照上述规划布局来看，对城市炼厂而言，想拓展空间，就要走进基地、进园区这条路，即搬迁;不进入基地、园区，就得获得地方政府和公众的认可，即就地改造;当然，还有一种命运，就是关停。

　　第一种命运：搬迁。

　　知易行难，因为“搬迁”这两个字对于企业可谓难以承受之重。被卷入“搬迁”话题的高桥石化，十年后仍未启动整体搬迁，个中原因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搬迁的难度，是外界无法想象的。

　　首先，搬迁费用巨大。十年前，曾有过一个统计：全国各省上报计划搬迁化工企业1000多家，总计搬迁费用预估为40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也是十年前，尽管中国石化与上海市政府达成高桥石化搬迁费用500亿元的协议，但业内认为还远低于当时厂区土地的市场价格。南京市政府曾经考虑要将多家化工企业整体搬迁，当时初步估算需要高达几万亿元的资金。另外，新建一个年产能1000万吨的炼厂，首期投资需要200亿元;如果再配套建设年产能100万吨的乙烯，首期投资需要500亿元左右。即一个千万吨级的炼厂搬迁的前期投资需要350亿~400亿元。

　　其次，员工安置是难题。据了解，原油加工能力在千万吨级的炼化企业员工数量通常不在千人以下，面临着一旦搬迁便会影响上千名员工的生计问题。而且，搬迁会造成人才流失和企业队伍的不稳定。高桥石化曾表示，优秀技工的流失是企业无法承担之痛，一些优秀技工不愿背井离乡，造成企业无形资产的流失。

　　再次，经济性不确定。一个炼化项目的搬迁自决定起至实施，期间可能过去了数年时光，当初推算的各种情形难免不发生变化，这导致项目的经济性难以确定。

　　第二种命运：就地改造。

　　在辽阳石化规划和科技信息部副主任张岳斌看来，就地改造适用于技术升级可行的企业。有的企业采取“原地升级+局部调整”模式，较好地应对了“近限远迁”带来的发展难题。例如，通过设备更新降低排放，广州石化避免了整体搬迁;长庆石化、哈尔滨石化则利用余热供暖，与城市共生。

　　第三种命运：关停。

　　某炼化企业内人士表示，关停适用于产能落后、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炼厂。这在近年来的国有企业炼厂中非常罕见。

　　近年来，顺应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一些石化企业关停了一些老设备、老装置。据上海石化宣传部胡拥军介绍，近十年来，上海石化先后关停了重油发电厂、小乙烯装置等10多套能耗高、环保不达标的装置，公司安全环保管控水平不断提升。

　　炼厂搬迁的范本

　　虽然搬迁，之于炼化企业有如千斤重，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仍不乏城市炼厂搬迁的成功案例和尝试。

　　如前所述，大连石化搬迁项目将成为城市炼厂退出的范本。另外一个可能诞生的范本，是未来的山东青岛董家口石化基地。山东省作为全国石化大省，不仅有齐鲁石化、青岛炼化、青岛石化和济南炼化等规模不等的国有炼厂，还有数量众多的地方炼厂。

　　在先进地炼产能代表——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所在地烟台之南的青岛，董家口经济区集聚了中国石化青岛炼化和青岛LNG公司以及海湾化学、丽东化工等一批石化企业。根据山东省和青岛市规划，将在董家口建设石化基地和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区建成后，实现青岛石化的搬迁。董家口将充分利用“前港后厂”有利条件，发挥大罐区、大码头、长输管线组合优势，发展高端石化产业，实现石化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

　　螃蟹的滋味，只有第一个吃螃蟹者能先行体会。目前，城市炼厂开启搬迁按扭的尚在少数，一旦成功的案例接踵而至，搬迁是否会成为城市炼厂发展的范本，引发搬迁潮?

　　在金联创分析师王延婷看来，就目前来看，部分城市炼厂确实面临搬迁和关停的情况，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市场现状，不足以支撑较大范围内的炼厂搬迁和关停计划。

　　一位南化公司人士表示，作为特大型化工企业，南化公司的GDP贡献及产业链地位使得搬迁成本高昂，因此地方政府做出了让公司就地转型的决定，这也更符合经济稳增长的要求。

　　张岳斌也表示，大连石化的停产搬迁不会导致“一刀切”的搬迁潮。基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因就业与能源安全考量，可能保留部分优质产能，但需达到环保A级与能效标杆。

　　城市炼厂的搬迁，关乎的不仅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未来，也关乎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一做法也有不同声音。

　　在2024年青岛市“两会”上，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炼化发展规划专家肖梅提出，“近限远迁”导致黄岛石化区企业近十年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综合考虑，“远迁”工作并不合时宜，无法为青岛市打造世界级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为此，她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启动黄岛石化区下一步规划与发展的研究论证工作，明确石化区保留范围，支持现有企业转型发展，建成高端化工产业基地。同时，她建议由市级层面牵头，抓住山东省研究新一轮石化产业布局机遇，申报化工园区，明确保留黄岛石化园区属性，完成黄岛石化区及周边区域功能规划调整。

　　不同的声音显示，城市炼厂或许并非只有搬迁一条道路。无论哪一种选择，应该是国家、城市和产业发展协调的结果。而无论所在何处，城市炼厂都应该努力成为与城相融、与民相亲的典范。

　　城市炼厂的突围

　　“企业的发展不能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影响。”全国人大代表、金陵石化公司党委书记张春生曾表示。这是国家给炼化企业提出的要求，同时这句话也道出了城市炼厂对自身的严格要求。

　　青山相依，碧水为伴。如今的广州石化，已成为花城中一朵盛开的“石化之花”。但前些年，这个城市炼厂也饱尝了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限制。

　　广州多雨。每逢有不明来源的污水排放，企业总是被投诉。“安全环保对我们来说，像时刻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广州石化安全环保部原党支部书记、三级协理员王沛滋表示。

　　大企业，责任大。2005年，广州石化成立安全环保部，王沛滋任副经理，拉开了一场攻坚战的序幕，环保工作初见成效。“2011年，我们专门成立了环保监督大队，十几个人2班倒，白天晚上12个小时连轴转。”王沛滋说。一有投诉，他们就立即去现场查原因，一个沙井盖一个沙井盖地打开采样、检测，最后发现污水并不是自己企业排放的。

　　在安全环保上的提级管控，让广州石化换来了“三个就地提升”。直通珠江排放的工业净化水外排口，成群畅游的珠江鱼，成为企业的代言。

　　正如原广州石化公司代表、党委书记田宏斌所说：“城市型炼厂，安全环保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绿色低碳是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名片。”

　　南化公司1934年成立于江苏南京六合县卸甲甸。2009年，南京市政府曾要求江南化工企业搬迁。“搬迁提议源于环保压力与城市扩张，但市政府于2024年6月宣布终止原定搬迁计划，转为就地转型升级。”前述南化公司人士表示。

　　从被要求搬迁到就地转型，南化公司是如何破局而出的?公司探索出一条产城融合的新模式，即城市炼厂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社区互动，实现环境保护、融合共生。通过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文化遗产保护，陆续关停17套高污染装置，新建多套清洁工艺装置，投资超9900万元实施土壤防渗、污水管网改造并建成国内最大“深冷+催化氧化”环保达A级废气治理项目等，南化将公司90年红色历史在城市的生命线加以延续。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方针指引下，一些沿江企业正在切实保护长江水、美化长江岸线，争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金陵石化将部分装置迁至南京江北新材料园，保留原油码头但升级环保设施，平衡物流效率与减排要求;武汉石化依托水运成本优势，选择近郊转移;安庆石化拆除了有46年历史的老码头以及穿越主城区的近10公里输油管线，以国内最先进的安全环保技术和标准打造新码头，同时让出近一半长江岸线进行复绿。

　　这种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让城市炼厂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与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十年来，城市炼厂的经历表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与城相融，与民相亲，方为破局之道。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看来，城市炼厂与城市和谐共生的核心是从环境负担转变为安全、绿色、有价值的城市伙伴，如可尝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影响、空间重构融入城市、社区共治建立信任、产业转型创造价值，实现生产安全、环境友好、社区接纳、经济共赢的平衡。

　　近年来，青岛炼化主动融入中国石化、山东省、青岛市的氢能产业规划，与相关研究院等开展海水电解制氢项目研究。这是一种海水直接制氢与绿电制氢相结合的方式，每小时可生产20立方米绿氢，供给加氢站。从“炼油”到“炼阳光”“炼海水”，青岛炼化持续提升绿色能源供给能力，为城市的碧海蓝天贡献石化力量。

　　此外，一些城市炼厂服务社会、热心公益，真正成为城市的“好公民”。

　　长庆石化的消防员24小时待命，2024年主动参与社会应急救援2次，用实际行动守护周边安全。近年来，巴陵石化(现为湖南石化)每年都有近千名志愿者踊跃参加无偿献血。2020年8月疫情期间，公司献血量超过15万毫升。巴陵石化所在的岳阳市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在郭海涛看来，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很多炼厂或属于城市型炼厂或沿江排布。在不能整体搬迁的情况下，这些炼厂通过技术突围、政策适配、社区共治与产业跃迁四条路径相结合的发展方式，也有助于化解搬迁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珠江鱼洄游、“炼阳光、炼海水”，还是复绿江岸……城市炼厂的种种努力，正一一展现在公众面前，显示了它们正在成为与城市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主动拥抱减油增化、近绿远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未来城市炼厂的生存法则。”张岳斌说。

　　责任编辑：石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