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是一种自豪，还有那么点激奋。在化工厂，我先是干操作工，跟扳手、阀门等铁家伙打了十来年交道；又干了几年宣传工作，扛着沉重的机器风里来雨里去，熬夜爬格子。虽然辛苦，但是一双手还是绵软的。

        后来，我被组织任命到一个重要车间担任工会主席，自此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是2011年底。去车间上任的第二天，党支部书记热忱地邀请我到厂区马路上走一走、说说话。我不明就里，随着他走。太阳如同一枚新鲜的鸡蛋黄，柔和地挂在南天，但寒风正烈。聊着聊着，十分投机，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问：“主席，咱们能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吗？”

        “可以啊！”我爽快地答道。

        “我想问一下你，来车间，是想镀金，还是想干事？”

        这么直接吗？我一时没有适应。愣了片刻后，我不假思索地答：“当然是想干事啊！”

        书记听我这么一说，眼睛放光地说：“那咱们就领着大家干一场吧！”

        很快，我就知道了书记这个“干”字的含义。

        我所在的车间管辖着两套装置。每套装置的面积都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装置里，有大厦般耸峙的裂解炉、直插云天的精馏塔、轰鸣的机泵、宁静的换热器、安卧的储罐等等，大大小小设备林立。这些钢铁乐师合奏着大工业的交响曲。由于装置常年运行，加之检修、改造频繁，装置内、设备间充斥着一些废旧的管线，堆放着陈年的杂草、落叶、砖头和石块。

        书记和我商量：“咱们把这些杂物和垃圾清理干净吧，既为了安全也为了形象。”

        我满口答应，这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工作量巨大，找谁来干呢？

        “发动党员！”我和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

        车间党支部的“党员固定活动日”就此拉开帷幕。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筹划，每周四下午，由当日上小夜班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利用班前1到2小时开展活动。

        每当到了“党员固定活动日”的时间，装置内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大家扫把、铁锹、簸箕、编织袋和三轮车齐上阵。有的人收拾杂物、有的人清扫垃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和书记是发起者，自然冲在前面。每次活动结束，我们都能清理出二三十袋垃圾，以及十几辆三轮车的杂物。大家都干得汗流浃背、通体舒畅。

        除了每周一次的“大扫除”外，我和书记还是“救火队员”。哪有卫生死角、哪有难啃的硬骨头，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一次，装置内一台重油泵导淋阀发生泄漏。等到大家发现时，重油已经堆出了半人高的小山。重油主要作为铺设马路的沥青来使用，需要加热输送，一旦遇冷就会硬结。我和书记闻讯，抄起铁锹，提上大铁桶，上气不接下气地赶过去。

        最初清理时，重油像乳胶般，我们还能吃力地铲到桶里。不久，其硬得如同石块。我们一锹下去只落下几个白点点。铲除重油的时候，我的手上磨出了水泡，碰触时有种钻心的疼。第二天，我挑破水泡，忍着疼接着干。

        还有一次，给锅炉输送重油的管线泄漏了。泄漏点在一个厂房上。清理重油只能趁热。事不宜迟。我和书记带着工具三下两下地爬上屋顶。我俩开动臂膀，片刻不歇地奋力铲油，汗珠子不停滴落……

        干着干着，我的余光发现，直脾气的厂党委书记正急匆匆地往我们的方向赶来。一看就是兴师问罪的。

        当他看到我俩正挥汗如雨地苦干时，却转头走了。看着我们这个工作劲头，他相信我们能把工作干好。那天，干的时候不觉得，干完了感觉全身都“散架”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手上磨出的不是水泡，而是茧子。

        除了救急，我还主动找活干。装置内有一片篮球场大的区域，由于地势低，雨水冲刷挟带，浮土沉积了厚厚的一层，很是扎眼。我下决心要把这块地面清理出来。

        每到中午别人休息时，我便拿着扫把、簸箕和编织袋出现在现场。埋头清理的我已然忘记了时间。虽然是深冬的天气，自己却很快满头大汗。眼镜也被蒸腾的汗水模糊了……那些天里，我忙完工作的一应事务，都要抽出时间到装置现场劳动。

        两个多月过去了，车间的两套装置现场肉眼可见地变得干净整洁了，天气也进入了三九。这时，从装置水管线、蒸汽管线漏点渗流出来的水，在装置框架上和管线上结下了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溜子。虽然这些冰溜子美得让人心颤，但其随时掉落的风险对现场巡检的员工来说是极大的威胁。车间班子成员商量，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砸冰、消漏，两手抓、两手硬。

        车间主任带着生产人员消漏，书记和我带着党员砸冰。我们拿着钢钎砸、用胶管接上蒸汽化，一条管线、一个区域地打“歼灭战”。现场冰柱消失了，我手上的茧子也厚了，徒手抓木棍和铁件也不怕被毛刺扎了。

        有客人来车间交流，握完我的手惊讶地问：“你以前是干啥的？是不是种过地。”我咧嘴乐：“在车间种地。”

责任编辑：曲绍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