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下来时，有人扔块馒头给它。它能叼着馒头跟在那人身后绕遍半个井场。当你蹲下来摸它的头时，它就往你怀里钻，爪子把工裤蹭得全是泥印。

        它是我们这群钻工的乐子，比收音机里的相声还解闷。那年秋天，我们队要长途搬迁，从华北平原搬往甘肃庆阳的山里去，有千里地。要是把丽丽扔下，它准得成为流浪狗。大家都舍不得，商量着把它关进水房——就是那种集装箱改的开水间。有人找了两个搪瓷洗脸盆，一个倒满水，另一个食堂大师傅会放半盆生肉。我们把它抱进去，锁上门。水房就跟着设备一起，吊上了长途卡车。

        队员们会坐大巴车先走，一路上看尽新鲜：华北平原的玉米地刚割完，秸秆戳在地里，东倒西歪地像没站稳的稻草人。进了陕西，天像是压矮了似的，黄土坡一层叠一层，风裹着尘土看不清前方的路。到了甘肃合水县板桥镇上，先找旅馆，再去饭馆吃碗面，忙忙乱乱地，竟没人提一句丽丽。后来天又下起雨，山路泥得能陷住车轮，索性在旅馆里歇着。时间一长，真把那只关在铁皮房里的狗给忘了。

        三天后雨停了，卡车终于能开上山了。卸设备时，有人听见铁皮房里有动静——“呜呜”的，像小猫叫。大家一下子醒过神来，围过去扒着门缝看：丽丽鼻子皱成一团，正用爪子疯狂地扒着门，喉咙里嘤嘤地叫着。有人喊“找钥匙”，有人急了抄起扳手“哐哐”砸锁。

        锁一掉，门刚开条缝，一道黄影子就窜了出来——丽丽憋坏了，围着新井场转圈圈，尾巴快摇成了旋风，挨个蹭我们伸过去的手，舌头伸得老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等我们回头看水房都愣了。盘在地上的电缆跟锹把儿一般粗，可外面的黑胶皮被啃得乱七八糟，铜丝都露了出来，像扯断的线头。有人笑：“这狗东西，竟然还活着！”可笑着笑着就没声了——那盆水不剩一滴，肉盆早见了底。它这几天，怕不是围着电缆转了无数圈，扒门扒得爪子都破了，最后才咬着电缆解闷。

        丽丽很快摸清了西北的山。天一亮就满山跑，追兔子、赶野鸡。傍晚，它会踩着夕阳回来，爪子上沾满草籽，身上挂着苍耳。后来不知跟哪个野狗好上了，竟在我们搬家值班的皮卡车里下了一窝狗——三只黄的，一只黑的，挤在毛毡底下细声细气地叫。大家轮流从食堂拿馒头泡软了喂小狗。丽丽就守在窝边，谁靠近都“汪汪”凶两声。

        转眼到了冬季，钻井队要冬休了。人人都盼着回家。有人数着给孩子买的玩具，有人将买的土特产打包，有人收拾行李时哼着歌。有人忽然问：“丽丽咋办？”冬天，西北风能刮透铁皮房。它吃啥？喝啥？会不会冻僵在雪地里？

        队长抽了半包烟，去找看井的地主——是个西北老汉，脸上的皱纹比山褶子还深，手里总捏着杆烟袋。队长把两袋面粉递过去，说：“老哥，帮着喂喂它。开春我们就来。”老汉抽了口烟，点头：“放心，饿不着它。”

        转年开春，我们从四面八方往井场赶。我刚把包裹放进冰冷的宿舍，就往老汉家跑——可没跑几步，就看见井场边的高坡上有个黄影子。那是丽丽。它迎着太阳站着，毛被风刮得乱蓬蓬的，就那么愣愣地看着我。我喊：“丽丽！”它耳朵动了动，鼻子抽搐了两下，只是没摇尾巴，扭头就往山坡后面跑，一会儿就没影了。

        我去找老汉，老汉才说：“你们走后，它整整一周没吃东西，天天在老地方转，从营房转到井场，再从井场转回营房，夜里就趴在水房门口叫。”我心里猛地揪了一下——它那时该有多伤心？会不会觉得我们是故意丢下它的？

        后来那口井打完了，我再没见过丽丽。我们在西北的山坡上搬来搬去，打一口井换一个地方。直到8月搬家时，我跟的卡车坏在了山脚下的村庄旁。天热，我蹲在树荫下等救援，看着村口的老槐树忽然觉得眼熟。“这不是老汉家的村子吗？”我心想。

        这时远处传来铃铛声，是老汉赶羊来了。羊群后面，跟着一只黄狗。我一下子站起来，喊：“丽丽！丽丽！”它先是愣了几秒，耳朵竖了起来，然后撒腿朝我跑来。风把它的毛吹得飞起来，跑到我的脚边，围着我转了两圈又低下头，用鼻子嗅我的工鞋，尾巴摇得快把地上的土扫起来。我伸手想摸它的头。它却忽然抬起头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远处的老汉和羊群，转身就跑。它一头扎向老汉那边，钻进羊群里，再也没回头。

        我站在树荫下，看着它跟着羊群慢慢走远，铃铛声越来越轻。我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它不是忘了我们，只是在西北的山里找到了另一个能依靠的人，找到了另一个家。

责任编辑：曲绍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