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京东强势进军外卖领域，直指美团。京东不仅提出了更低的商家佣金、更高的福利政策，而且掀起了批判美团“暴利”与对骑手“不仁”的声浪。这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迅速在社交媒体和公众舆论中激起了波澜。许多人站在京东一方，指责美团和其他大平台压榨骑手与商家的利益。这恰恰是大资本的典型面目，即赚取巨额利润、牺牲底层劳动者生计。

        这种指向美团的道德批判，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见的职场情绪——员工对于老板的“剥削”不满。像外卖骑手一样，很多职场人常常对老板充满抱怨，抱怨老板赚得多却吝啬，而自己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反感与立场上的“对立”是否真的能够客观反映职场结构的本质？

        我想起疫情期间发生在野生动物界一场反直觉的浩劫。伴随着新冠肆虐，人类社会按下了暂停键。大家曾天真地以为大自然会迎来“喘息之机”。然而，现实令人揪心。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盗猎案件激增300%，东南亚穿山甲走私量创下历史新高，连顶级保护动物苏门答腊虎都出现了区域性种群崩溃。当人类活动的喧嚣褪去时，野生动物为何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机？

        在泰国考艾国家公园，疫情前每年接待120万游客，门票收入不仅支撑着200名护林员的工资，而且承担着反盗猎巡逻、栖息地修复等核心保护工作。但是，疫情导致游客归零。公园管理局预算锐减60%，一线护林员数量减半。曾经24小时不间断的无人机巡逻停摆，红外监控系统因电费短缺被迫关闭，甚至出现了护林员为生计加入盗猎集团的极端案例。正如泰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席所言：“当保护者失去守护能力时，被保护者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这种保护生态的崩塌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现代野生动物保护早已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而是构建在复杂社会经济网络上的系统工程。旅游业带来的资金流，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为自然保护支付的“生态服务费”。当这笔费用断流时，整个保护体系就像多米诺骨牌般坍塌。护林员不再是“自然的守护者”，反而沦为生态破坏的参与者。这种角色的异化，正是系统失衡的信号。

        把视角转向商业领域，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许多员工憧憬着“没有资本家的世界”，抱怨着老板“剥削剩余价值”。但正如野生动物保护区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维持保护体系一样，企业同样如此。

        曾有一座民营加油站的员工在社交媒体抱怨：“老板拿走了70%的收益，太过贪婪。”然而，当加油站因资金短缺最终倒闭时，这些满腹牢骚的员工才意识到：失业后的他们很难再找到工作。失去了站点的客户群体、供应链和运营资源，他们的个人价值根本无法转化为市场价值。

        从美团与京东的对决，到每个人在职场中的日常心态，无不反映出一个常见误区：习惯性把一切关系看作零和关系——一个人的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落。事实上，职场中的“自然法则”并非如此简单。老板与员工，平台与骑手、商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共生关系。

        我们无法忽视社会中的不公和剥削。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深刻的、平衡的共生结构。只有通过重新审视这种关系，才能找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职业定位与职场心态。

责任编辑：曲绍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