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的抗日战争是濮汝贤的亲身经历。他希望年轻一代牢记使命，勿忘国耻。

　　○文/濮汝贤 口述

　　       翟瑞龙 执笔

　　1940年3月，我在地下党庄坤等两人的带领下，从国民党统治区安徽阜阳，前往抗日根据地——在涡(阳)永(城)交界处的新兴集。后被分配到豫皖苏党委宣传队(海燕剧团)，成为宣传队的一员。

　　“冻肚子”疗法

　　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1940年春，永城一带闹春荒，青黄不接，当地很穷，每天大家都吃用高粱与米糠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有时还吃不上，只能喝稀粥充饥。“窝窝头”用牙都咬不动，放在老百姓的牛槽里，牛、驴都不咬。经常吃“窝窝头”，肠胃不消化，许多人拉不出大便，十分痛苦。后来，有人拉肚子，启发了一些人，在晚上躺在春寒的室外冻肚子，用来消化肠胃腹胀。

　　我去了不久便生了病，患的是痢疾。这个病容易传染，许多人患上了。部队领导安排我们去住院治疗。在一天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一匹老牛拉着四轮车，踩着星光，慢吞吞地吱吱轧轧地走着。我们几个病号蜷缩在车上。由于我的肚子老是疼，一会儿我便想拉肚子，下了车随便找个地方蹲下来，拉了一会儿，那时也没有手纸，随便找个瓦片或什么刮一下，便又急匆匆地追赶牛车。老牛拉车很慢，走了一夜，到了一个村庄。后方医院很简陋，我住的病房是一个用泥巴糊起来的草棚，地上铺上一层干草，打个地铺，盖上自带的被子，每天吃一点医生开的药，整天昏昏沉沉地睡着。

　　不久，我又被传染上了“回归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流行传染病，发烧头疼，整天不想吃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病基本上好了，但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队长见我人小体弱，就给我批了一个条，可以享受“长期病号饭”。当地没有米，麦子也很少，队长嘱咐我，每天想吃什么，就到伙房里去做。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好久。

　　第一次缝棉衣

　　转眼，冬天到了，天气转冷了，寒气袭人。我们仍穿着一身单衣。领导为了解决我们的御寒问题，给每人发了几丈土布和一些棉花，让每人自己做棉衣棉裤。这种土布是当地农民用土机织的，门幅才一尺多宽。由于土布的门幅窄，做棉裤时，必须剪4块类似三角形的布头拼插横裆，再和其他几块裤片缝起来才能穿。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棉衣特别是棉裤怎么缝做，宣传队副队长刘若华是一位老大姐。她为我剪了布，我和其他小同志都是自己缝。我从来没拿过针线，手里的针不听使唤，左手的食指被扎出了许多针眼，流了血。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几块三角形的布拼制起来，结果不是缝反了，就是缝倒了，于是我是缝了又拆，拆了又缝。我很着急，但又想，别人会做，也是学的，我也要学着做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我反复折腾了一天一夜，一针一线地总算把它做好了。我终于战胜了困难，自己亲手缝制了过冬的棉衣棉裤,不再担心凛冽的寒冬了。

　　在宣传队演戏

　　1940年底，日本鬼子向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抗日力量。日本鬼子攻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些防地以后，又继续向前。新四军第六支队奉命收复失地涡阳。记得进城那天，天下着大雪，我的布鞋已经磨破了，赤脚随部队进城。进城后，白天，我们宣传队就四处在墙上刷写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有的墙很高，我的个子很小，就去老百姓家里借梯子，一位老大娘见我赤着脚，脚都冻红了，心疼地从家里拿出一双棉鞋给我穿。夜晚，我们宣传队搭戏台演戏，演抗日话剧和歌舞节目，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我的保留节目是《小放牛》，扮演一个小牧童。

●“我永远是党的人。”濮汝贤说。

　　1941年除夕之夜，我们刚刚拉好绳子，挂上布幕，准备开晚会演节目，突然有情况来报，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我们赶紧将吃的东西包好藏在粪坑里，连夜转移到别处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当地老百姓打开门，家家户户将我们热情地拉到他们家里吃饭。在抗战年代，部队经常做不了饭，一到吃饭时间，老百姓就纷纷来到部队，这边几个，那边几个，拉到他们家去吃饭。部队也经常帮老百姓收麦，播种，干一些农活。部队纪律十分严明，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到游击区战斗

　　1943年9月，为响应党中央的“精兵简政”的号召，缩编了“奋斗”剧团，我被分配到新四军四师九旅25团4连当文化教员。部队驻扎在泗洪县安河河旁边的马宅子，上午部队上军政课，下午上文化课。在抗战年代，许多战士没机会上学。我当时是初小四年的文化，经常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讲“地球是圆的”、“美国在地球的另一面”等等，当时许多战士根本不相信，说地球如果是圆的，在转，那我们为什么头不朝下?我当时也答不出来。指导员文化水平比我高，说地球有引力，许多战士还是弄不清楚。

　　快到年底，部队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到边缘地区去打游击。有一次，张学智副营长率领四连去游击区(敌战区和我根据地的接合部)活动。下半夜我们行军到了无影山，一进村，便封锁村子的道口，只准进，不准出，放哨的人都穿着便衣。游击区离敌人的据点很近，天刚亮，放哨的战士急匆匆地回来报告说，有一股敌人往我们这个地方走来。张学智副营长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做了作战部署。

　　我们埋伏在围墙后，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痛打一下日本鬼子。当敌人离我们还有二三十米时，我们才看清楚来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一伙伪军。随后副营长一声令下“打”，一排排密集的子弹飞出了枪膛，打的伪军昏头转向，一个冲锋二三十人全被活捉了，一经查问方知这伙伪军是想在年底下乡抢点东西过年。由于担心据点中的日伪军反扑，部队转移到村东的一个树林中，傍晚又开始了新的游击活动。

　　第一次攻坚战

　　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苏联红军开始了反攻。 在国内，抗日军民也开始了局部反攻。这一年的8月，陈毅军长命令我四师向津浦路西挺进，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8月20日越过津浦路，下旬兄弟部队在小朱庄消灭了顽军王传绶部，打开了西进的大门。9月11日，我团和师部骑兵团在河南夏邑县的八里庄向顽、伪、匪三位一体的李光明部展开一场攻坚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激烈的攻坚战。

　　八里庄是一个坚固的敌据点，庄子四周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围墙外挖有一两丈深的壕沟，壕沟外有用大树枝干设置的障碍物。我们先偷偷把绳子拴在大树干上，待攻击的信号一发出，我们便用力拉绳子拉开一个大缺口，在火力掩护下，架梯班战士抬着梯子冲到围壕下，将梯子架靠在围墙下，接着突击队发起冲锋。我随着预备队的战士们也冲了过去，敌军在我军声势浩大的打击下，或死或伤或逃。

　　占领了八里庄已经是黎明了。八里庄的大围子西南角还有个小围子。敌残部躲进小围子，虽已成瓮中之鳖却仍在负隅顽抗。我们就用旅长韦国清把迫击炮改造成的“平射炮”，向敌碉堡开火，很有威力，一炮就打塌了敌人的炮楼，敌人向南突围，被我骑兵团很快全部歼灭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彭雪枫师长在前沿指挥作战中，被一颗流弹击中腹部，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抢救无效，英勇牺牲，时年37岁。这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多用搪瓷盆

　　1945年的春天，我调至25团政治处当技术书记。政治处一共有七八个人，我除了做一些文字工作，开组织介绍信，搞政治统计外，还兼管政治处的行政生活。

　　抗战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全团同志每人只有一床被子，一套军衣，一双布鞋，一双筷子，一只碗，别无其他东西了。政治处唯一的“奢侈”生活品是一只搪瓷盆。别小看这只搪瓷盆，作用可大了：早上用它来洗脸;开饭时，它又是菜盆，打上一盆菜，大家围着它，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吃的是山珍海味;行军时，运输员挑着它，盖在文件箱上，下雨时起着隔雨护箱的作用;到了宿营地，大家要洗脚，它又成了脚盆。 因此许多同志都戏称它为“多用搪瓷盆”。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起举行全国大规模反攻的号召，新四军和八路军及其他武装一起，举行了大反攻，并派一部分主力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传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时，新四军已发展到了30万人。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后来，我们这支部队被改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又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转战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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